倪匡与金庸、黄霑和蔡澜并称香港“四大才子”。他的一生充满传奇，是“四大才子”之中唯一通过逃港的方式来到香港的。他当时之所以逃亡，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在内蒙古农场任公安干警时得罪了总队领导，又因拆木桥烧柴取暖而被扣上反革命帽子，在当年的背景下，倪匡在内地的前途注定渺茫。还有一个原因是他父母其时已经在香港，倪匡投奔自己的父母本身也理所当然。

都是小狼狗惹的祸

倪匡十六岁辍学离家，只身从上海去苏州，在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受训三个月，成为江苏省公安厅干警。他参与过苏南的土地改革和苏北洪泽湖的治理淮河的工程和南潮河水闸工程。随后被派去内蒙古，专职管理劳改农场的犯人。当时的内蒙古保安沼是第三劳改管教支队所在地。倪匡二十岁来内蒙古，二十二岁离开。

在内蒙古保安沼劳改管教支队，倪匡饲养过四条极为凶狠的小狼狗，它们一见外来人，便狂吠着扑上去就咬。那天，总队领导来支队视察。这个书记是退伍军人，当过营长。视察完他正要离开，倪匡与干警们随行送别。领导走过关狼狗的屋子，不知怎么就随意拉开房门，只听到四只小狼狗狂吠。倪匡在领导的背后，还没看明白发生什么事，只听领导一声惨叫，他手背上鲜血直冒，一条厚厚的棉裤，也被咬出几团棉花。领导随即拔出腰间手枪，将四只小狼狗一一击毙。领导愤怒异常，转身厉声问：是哪个畜生在营房养的野兽？中队干部个个噤若寒蝉。枪击硝烟弥散，四周空气凝重。倪匡低着头，硬着头皮站出来承认是自己养的。领导狠狠瞪了一眼倪匡，没再说什么。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事没这么简单就过去。

另一次，也与狼有关。倪匡所在的支队接到上级通知，选派干警去总队参加批评会。倪匡被选上去总队部开会。开会了，由那位枪击四只小狼狗的领导主持，这次挨批评的是一名测量员。会议上，领导宣布了这名测量员的罪名：那天，测量员独自赶路，身后一条狰狞灰狼始终跟着他。身处草原旷野，测量员内心慌乱，挥舞水平仪，驱赶灰狼，测量员在挥动水平仪时，不慎与地上砂石碰撞而毁坏了。他回到大队部，书记、队长震怒，认为这是恶意破坏国家财产。

这种说辞现在看来显然是“上纲上线”的。但当时在数十人的批评会上，人们争先恐后发言。测量员诚惶诚恐，不时低头认错。批评会步入高潮。平时，倪匡不管在什么场合都好动好说话，此时听了“上纲上线”的批判，忍不住发出笑声。举座愕然，领导不由大怒。看到是倪匡在发笑：这小子不就是那天养四条小狼狗伤自己手的那人？领导按下怒火，厉声责问：“你笑什么？这是严肃的政治斗争。”

拆木桥烧火取暖

倪匡站了起来回答：“其实可以这么看，要是他不把狼赶走，被狼叼走，茫茫草原，水平仪也找不回来，现在水平仪虽然坏了，还可以修嘛。”倪匡生性活泼，意识单纯，政治上近乎胡涂，也不会说场面话，不知道自己已然再次惹下大祸。

此时，批评会矛头陡然转向。会上批评不再提水平仪和测量员，而劈头盖脑冲着倪匡而来，他稀里胡涂被扣上“在严肃场合竟然纵笑”的罪名，不到十五分钟，有了更具体的结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党的生命线，嘲笑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是反对党的生命线，就是反对党的政策，就是反党。”如此上纲上线，倪匡自然据理力争，一一反驳。那个领导官大，却不善口才，几番争辩，那个领导文化水平不高，结结巴巴不知如何回应，但很显然他再度记恨之心。

内蒙古的冬天冰天雪地。倪匡和战友住的房子，冬天一旦没有燃料，就和冰窖差不多。一次，受大风雪封阻，燃煤运不到，燃料中断，不到二十四小时，本来身贴上去暖烘烘的墙上，出现了厚厚冰花，冻得人都没法坐，这样下去，人都会冻死的。倪匡想起不远处有一道小河，河上有一道简陋小木桥，是粗糙地随意搭成的，河水早已冻到了底，过河可以不必用桥。于是，倪匡带了工具，找了几个人，把那座木桥拆了，化成一堆木柴，搬了回来，烧了三四天。煤运来了，就此渡过难关。本来，他认为那是小事一桩，来年春暖花开，再去砍几株树，把桥搭起来就是了，谁知总队知道后，又上纲上线变成政治事件。倪匡背上一大罪名：“破坏交通”就是“反革命罪行”。批评会、批判会、批斗会，逐级升级。

在一次批斗会上，那个总队领导竟拉起衣袖，展示手背疤痕，大声宣布：“此人早就对革命同志怀有仇恨，故意蓄养凶狼，残害革命同志。在战场上，日本鬼子国民党，都没能伤了我，我是给他养的狼狗咬伤的。这是早有预谋的反革命行为！”会场上群情激愤，倪匡只好唯唯诺诺，低头认错。会后，写上几万字检讨，承认自己“潜存的反革命思想”。不久，倪匡被隔离在十里方圆没人烟的一间小屋子里。农场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彻查他。

五月初的一天，倪匡在总队部政治处的一位朋友，悄悄跑来倪匡那间小屋。这位朋友是蒙古族人，来自托克托县。原先与倪匡一起工作，两人不久就成了好友。朋友对他说：“情况不对劲，看来你有危险了。听说要组一个法庭审判你。”

不知何去何从

朋友对倪匡说：“你已触犯破坏交通罪。”倪匡不解：“这怎么能算‘破坏交通’呢？不就拆了一座小木桥吗？到夏天再重新铺上去。”朋友说：“依我看，事情会很麻烦，一旦特别成立法庭，那即便不是死刑，也是二十年徒刑。”倪匡惊呆了：“那怎么办？”那朋友说：“你赶快逃跑，远离这里。”

沉默了好一阵。倪匡疑惑，问那朋友：“怎么逃？”那朋友说：“从草原腹地走，要朝北跑，那里游牧民族多，有蒙古人村落，蒙古人会收留你的，他们正需要劳动力，住上两三年再说。”他接着说：“我帮你去偷一匹马，骑上它逃亡，越远越好。”

翌日早上，那朋友牵来一匹马。马又老又瘦，没有马鞍，只披着两个麻布袋。那朋友说：“你快跑吧，兄弟。”倪匡握着他的手臂：“我跑了，你们怎么办？”“你别管那么多了。记住，往北走。”几十年后，倪匡还记住这个蒙古人，认他是恩人。五六十年后，倪匡仍珍藏着与他的合影，却怎么也想不起他的名字了。

倪匡骑着马逃跑，他不辨方向，无法认路，好在这匹老马识途，只好听天由命，由马慢慢走。下午时分，又开始下雪，田野茫茫，雪花飞舞，极目所望，不见人影，似乎天地之间，只是他一个人。入黑时分，到了一个小村庄，居然有小吃店，倪匡要了一大碗热豆浆，两只大馍。他的手已冻得无力端起碗，只好俯首就着碗喝，热腾腾的豆浆，化成一股暖气，身子哪一部份先暖和，可以清楚感觉，到了脚趾，吸一口气，竟有死而复苏的感觉。休息了一阵，雪也止了，倪匡继续上路。

此时，倪匡心情落寞，这一去，何去何从，虚空无着，莫此为甚。入夜，骑着马，朝北？往南？朦朦胧胧的焦虑中，全不知道自己走的是哪个方向。放眼四周，黑夜下的茫茫草原，皑皑白雪，世界只剩下黑色和白色。

五月初，刚下过一场大雪，看不到北斗星，他在马背上，发现一条火车轨道。倪匡任随胯下的马无意识循着铁轨前行，来到一个不知名的小火车站。车站里没有人影。他将马拴在一条木柱上。他走进破陋的车站小屋。站里很冷。没有灯光，他在黑暗中，只见到奄奄的火炉。他将墙角损坏的半条板凳拆成木条，扔进火炉里燃烧取暖。

倪匡就这样靠着一把椅子，他混混沌沌，睡意袭来。不知过了多久，火车撞击轨道咣当声由远而近。他惊醒了：前路茫茫，上车再说。转身走出屋，走向那匹带着他到此的老马，捋了一下马颈上的鬃毛，又轻轻拍了两下老马的脸，向它道别。随后跳上车卡，那是一列载货火车。

倪匡这时只有一个想法，尽快逃离这里，他生活了两年多的内蒙古。哐啷哐啷的火车，缓速行驶，前途风云莫测，一路疑虑的辙痕。敞开露天的载货车厢，倪匡倚靠在杂货箱边，刺骨的寒风，耳边呼啸掠过，他把头窝在长羊毛皮衣里。伴着车轮与车轨的撞击声，他迷迷糊糊，混混沌沌，火车缓缓前行。载货的火车停站了，他又混上客车，客车停了，他又扒上货车。

天亮了。长空湛蓝，几丝云彩。倪匡见到了太阳。载货火车缓缓行驶。再次进入一个车站，停靠的竟然是黑龙江泰来县车站。倪匡跳下火车，他颤颤悠悠走向车站候车室。到了候车室，就有地图了。墙上一幅辽宁省地图，倪匡走近，在地图上指划着，他找到了泰来，而后往南寻觅，白城、通辽、沈阳、辽阳、鞍山，倪匡在“鞍山”停顿了。他的哥哥倪亦方不就在鞍山吗？在辽宁省鞍山钢铁厂任工程师。倪匡心里一亮，去鞍山找哥哥。他口袋里还有点钱，他没花钱买火车票，能省则省。他跟着一帮盲流，见火车就上，查票了，被赶下火车，在车站睡觉，有火车了，就再上。一路往南。经一番周折，他找到了鞍山钢铁厂，找到了哥哥。

哥哥是优秀共产党员

倪匡父亲倪纯壮，母亲王静娴，1950年都去了香港，父亲在香港荷兰好实洋行保险部任业务经理。父母生了五男二女。一家九口人，倪匡是家中老四，本名倪聪。大姐大哥，从小由亲戚抚养长大，都改了姓，在中国大陆。老三倪亦方、老五倪亦平、老六倪亦舒，即作家亦舒，老七倪亦靖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执教。倪匡哥哥倪亦方，与倪匡走的完全是两条路。辽宁省委曾作出向倪亦方学习的决定。他先后被授予鞍山市特等劳模、全国优秀经营管理者、优秀共产党员等光荣称号，荣获国家“五一”劳动奖章，2008年4月病逝。

五十多年前，1957年，中国政局风云变幻。倪匡在哥哥倪亦方家住了一个多月。哥哥也不敢长期收留他。倪匡自己也明白，他不可能报进户口，此地不宜久留。那些日子，他反复筹划未来的去向，最后决定：先去上海，再寻找机会去香港找父母。

倪匡坐船去了上海，他住在舅公家里。亲友也都不敢收留他太久，有的甚至见他都怕。一天，倪匡从报纸上看到一则广告，能帮忙去香港定居，实质就是“偷渡”。倪匡按广告所示，找到那家机构，那里拥挤着很多人。半小时的面谈，沟通。他们总共要收倪匡四百五十元人民币。倪匡回家筹措这笔资金。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好在亲朋好友最后一起出钱帮倪匡解决了这个燃眉之急。

坐运菜船偷渡到香港

偷渡是要冒生命危险的。静待逃亡的倪匡，终于接到启程通知。他听从安排，坐火车去广州，三天后偷渡去澳门。他在澳门住了几天。1957年7月，他由澳门偷渡香港。当时倪匡乘坐的是一艘运菜的船。曾经有人撰文说，倪匡在偷渡路上“吃棉花”、“吃老鼠”什么的，全是胡编乱造。偷渡安排，一路上很周到。倪匡跟随他们到了香港九龙，就在一个码头偷偷上岸。

香港边境的关卡，其实是时紧时松的。1956年，当时国内放宽言禁，一时间局势似乎平定下来。于是不少港人遂要求港府重开关卡，并指离开香港的人定必比进入香港的人多。有见及此，港督葛量洪决定在1956年2月重开关卡，但是，由于重开关卡再度吸引大量难民到港，葛量洪又在同年9月宣布关闭关卡。在开放关卡的短短七个月的时间，港府就录得有6万人进入香港而没有返回内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