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云南省的日落场景——犹太人曾试图在这里建立定居点

美国杂志《外交政策》发表了一篇报道，讲述了著名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一名来自纽约的美国牙医以及部分中国领导人试图于二战前在中国云南省为犹太人建立一个寄居区的情况。

这篇报道的作者、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学生哈里·桑德斯表示，当时担任中华民国立法院院长兼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的孙科（孙中山长子），在1939年3月之前花费了两年时间，以寻找在中国云南省为犹太人建立一个寄居区的方法。

孙科在一封信中写道：“犹太民族受亡国之苦痛最深，二千六百余年来转徙流离，备受各方之压迫”，并指出英国人希望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永久定居点，但是此举引发了当地阿拉伯人的强烈反对，暴力事件至今仍未平息。

喜马拉雅山麓

这篇报道指出，孙科认为，可以在中国云南省偏远的喜马拉雅山麓为犹太人找到一个避难所，这里南邻老挝、西接缅甸，这里气候温和、风景怡人，并且其农业用地足以容纳10万名逃离纳粹迫害的犹太人。

1934年1月，一位名叫莫里斯·威廉的布鲁克林牙医给大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写了一封信，并提出了在中国安置犹太人的想法，他在信中写道：“在去年9月拜访路易斯·布兰代斯大法官时，我们自然讨论了德国犹太人所处的困境，而他也感受到了这一点。中国将是希特勒受害者唯一的希望。”

爱因斯坦回答称：“在我看来，你的计划是非常乐观且理性的，应该得到积极推行。中国和犹太人虽然在传统上有着明显的差异，但是两者却因可以追溯久远的文化而具有同样的思维。”

当威廉写信给爱因斯坦时，欧洲的犹太领袖长期忙于在巴勒斯坦以外为犹太人寻找家园。俄罗斯犹太活动家莱昂·平斯克在其1882年题为“自我解放”的宣言中将这一想法具体化。他在其中写道：“我们当前努力的目标绝不能只是圣地，而应该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正如他的追随者所说的那样，这些寻找土地的人在接下来的40年内一直在努力，但却未能实现这一目标。

因此，威廉提出的这个在中国建立定居点的计划，除了地点之外并无新意。之前的一些计划——其中包括1903年的乌干达计划以及犹太复国主义计划本身——针对的都是当时的英国殖民领土内的地区。而威廉则第一个提到中国可能愿意为犹太定居者腾出空间——新生的中华民国当时仍在努力转型为一个现代国家。

中国经济之“福音”

在写信给爱因斯坦之前，威廉还与当时的中国驻美国大使深入讨论了这项计划，后者认同安置德国犹太人可能会对中国经济有利。在当时执政的国民党的上级评估了威廉的提议，但却认为这种好处不如与德国发展关系所带来的好处——德国在纳粹掌权后不久便加强了对中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

这篇报道的作者指出，正如国民党领导层所认为的那样，为那些受到希特勒迫害的人员建立一个定居定必定会冒犯德国政府。而这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予以重新考虑。

孙科提议背后的逻辑非常简单：“如果中国向欧洲受迫害的犹太人提供庇护，那么他们在美国和英国的犹太人同胞就可能会说服他们的政府支持中国对抗日本人。”孙科指出，英国的经济支持已经受到这些大商人和银行家的操纵，而且由于其中许多人都是犹太人，这项提议将影响到英国人，并使之对中国采取更加有利的态度。

除了宣传价值之外，孙科认为犹太难民还可以为中国经济发展落后的省份提供一些帮助。从短期来看，他们可以帮助中国赢得战争。他还认为，从长远来看，难民本身凭借其“雄厚的经济背景和众多的人才”，可以帮助中国发展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

他的想法与爱因斯坦的想法相呼应——爱因斯坦在1934年告诉威廉，他的定居点项目“将为中国提供西方的技能、知识和科学，从而为之提供有用的帮助”。

但是民国政府内部的一些人员表示，处理犹太难民这个棘手问题不值得付出这样的代价。其外交部警告称，犹太人在中国的存在只能在短期内得到管控，“但聚处日久，万一发生民族处决及自治呼声，将不易统制。”

但是事实证明，吸引西方军事援助的承诺更加有力。1939年3月，国民党接受了孙科的建议，开始在中美媒体上发布“云南计划”。鉴于犹太人定居点的主要吸引力在于其宣传价值，许多人认为，仅仅宣布这个消息就足以赢得美国人的同情。

不明的结局

当威廉听到孙科的提议之后，就迅速投入了工作。他在美国的伙伴给出了积极的反应，国民党方面的态度也很积极，似乎他的想法终于可以变成现实了。但是，当威廉开始向政府寻求资金时，事情就开始发生了变化。

造成国民党放弃这一项目的具体情况尚不清楚。但从1939年的档案中可以清楚地发现，解决定居点问题的“云南计划”引发了轩然大波，其表现为在上海召开的多场新闻发布会、在华盛顿召开的多场会议，以及反对的声音和评价。而在1940年，什么都没有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