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堡系统的行为逻辑：辩说还是博弈

人权高于主权，还是主权高于人权？

这是其中一位知乎用户的回答：

当然，我们无意也无法对这个回答做出任何意义上的评判，知乎群众在这个问题下以极大热情，一口气盖了534楼。但是，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延堡系统注重现实主义框架下的博弈过程与结果，而不是理论上的辩说。我们真正希望呈现的内容是什么呢？这里举一个将要在正文中讨论的实际例子。

实际上，延堡系统一般不会在一场与具体业务无关的广泛修辞辩论后，确定一个原则来指导所有业务部门，并不顾其具体情况要求其予以实现。已有任务繁重的基层部门在面对上级下达的，没有明确激励机制的任务时，往往会消极执行甚至不执行【制度环境与治理需要如何塑造中国官场的酒文化——基于县域官员饮酒行为的实证研究】，我们认为延堡系统的最高决策层应当了解这一点。因此，最终文本所呈现的内容，将会是事件链上特定的有关理性行动者，在现实主义框架下博弈的具体结果。

我们准备了另一个将要在正文中讨论的例子。

延堡政治笑话：

在尼日尔一家由延堡系统资助的幼儿园里，来自中国的老师对当地孩子们说：“在德国，每个人都吃得饱饱的，还能有漂亮的衣服；在德国，人们生活在漂亮的住宅里；在德国，所有的孩子都有许多玩具…… ”

“我要！我要！我要去德国！”

在应对尼日尔、乍得、苏丹、南苏丹、中非地区的问题上，当地人口爆炸的现状、极端落后的生产力、根深蒂固的部族传统与广泛传播的伊斯兰极端主义，使其始终成为延堡与罗安达，甚至拉各斯方面担忧的难民输出地与恐怖主义策源地。

短期来看，该地区问题完全不可能得到有效外部解决。首先，对于军事部门来说，将数个旅规模的部队长期部署在无边无际的近亿人口治安战泥潭中，并指望其调停数千个不同部族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复杂矛盾，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其次，该地域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外溢，也是现实中周边国家的主要威胁。最后，即使是在没有剧情中严重疫情与旱灾的现实世界，当地也位能建立起有效推行秩序，提供公共服务的中央政府。

从另一方面而言，当地脆弱的生产力与接近10的生育率，迟早会使人口接近生态极限，然后再次下降三分之一到一半——这是一个没人愿意看到的过程。因此，我们除了降低当地生育率之外，还必须采取有效手段疏解人口。

从延堡系统最高决策者的角度出发，将延堡系统西非控制区短时间内建成接近东欧发达国家水平的社会水平，是其在非洲控制区的重要合法性前提。这一规模巨大的社会建设启动资金，主要依赖于对当地自然资源的大规模开发，以及对先发国家及其所建立世界秩序的武装对抗与金融掠夺行为【接下来会有一份技术文档讨论这方面】。例如，在国家暴力背书下的大规模金融诈骗，将为延堡系统在控制区砍伐原始森林、开垦可耕地、修建水利设施、修建基础设施提供资金；而这些耕地中的很大一部分将以每户150市亩的额度，免费分配给文化水平难以参与大农场耕作的当地群众与华人移民。

从民政部门的角度来说，控制区土地面积与自然资源有限，若有大量外来人口加入，则资源红利被大大冲淡，使人均获利与发展水平不达预期。同时语言文化背景不同，以及有动力主动前来的外来难民，一般会有较高的文盲率、失业率与贫困率，放任他们成为社会成员，将严重损害民政部门的绩效成绩。

从当地群众、教育部门与意识形态部门的角度出发，伊斯兰教背景人口普遍有着与控制区迥异的社会习俗，如反对妇女受教育、一夫多妻制与女性割礼等。大量该类背景人口加入控制区，会导致严重的社会撕裂与文化矛盾，让本就复杂的民族宗教工作更加困难。

从公安部门和军事部门的角度出发，该地广泛传播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将会给延堡系统控制区造成严重威胁。事实上，你在现实中看到布基纳法索与马里等国发生屠村事件，导致数十上百人死亡的时候，那往往就是他们干的。另外，与本地语言文化格格不入的流动人口，往往更容易成为犯罪者，更高的犯罪率将会严重损害公安部门的绩效成绩。

从卫生部门的角度出发，该地区是（架空剧情中）新型脑炎、新型埃博拉疫情的主要发源地，大规模人口流动将会带来引入疫情的风险，给卫生部门工作带来极大困难。不断输入的散发疫情也会危害正常生产生活。

基于各个利益群体的上述需求，无论延堡系统将会在未来对该地采取什么样的主动措施，一个清晰的方案是明确的：延堡系统非洲控制区将以严格边境管制，控制人口跨境流动。无论发生多么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绝不会社会化接纳任何难民，必要时可采取致命武力（如装有自动武器站的边境墙）保卫边境安全。在这一情境下，我们可以认为，是“主权大于人权”。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考虑到，在全球产业链中争夺优势地位，同样是延堡系统的任务之一。这是由于即使我们建立了等同于发达国家的物质水平，我们还需要占领有着较高生产力的产业高地，才能持续向群众提供较高水平的物质资料。该任务所需的系统性解决方案中，可以包括对先发工业国家综合实力的打击。综合上文提到的，在人口爆炸地区疏解人口的需求，我们就可以拿出另一个一石三鸟的解决方案（这一方案还能促使转右的法国恢复法德硬边界）：在尼日尔开办德语夜校，让偷渡组织者“不小心”捡到半潜船和吸波涂料等先进装备，同时在德国资助无国界NGO。

在该方案中，上面提到的各方面负面影响，将会反馈到接受国社会体系中，满足我们“打击先发工业国”的目标需求。而对于中非地区对于当地群众来说，他们可以接受一些高风险，但是能改善生活的方案，这也是现实中他们事实上在做的事情。在上述情况下，最终的博弈结果即是“人权高于主权”。

当然，在这个语境下，将价值观乃至道德，与现实主义框架下的博弈简单对立，并不准确，也并不是我们的本意。我们也的确意识到了，并且无意在这里否定价值观乃至道德在社会互动中发挥的作用。例如，在内部互动上，诸如“政治规矩”这样以博弈各方共同利益形成的类道德默契，也将是我们在以后的重要讨论主题。在对外互动上，延堡-罗安达之间如何出于共同利益建立并维护政治互信，乃至最终确立“同志加兄弟”的“血盟”关系，是延堡对外关系的主要工作之一。

同时，我们也的确意识到了现实主义框架的局限性，甚至以上讨论若单纯基于现实主义框架，则同样无法成立。例如，推动德国NGO接受非洲难民的行动，若将德方各行为体假设为理性决策者，则完全不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