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拜登政府将美印日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从副部级提升至领导人峰会级别，如今又成立AUKUS。这看上去和冷战时期遏制苏联的同盟战略思路相同。美英两国决定向澳大利亚提供核动力潜艇技术，帮助澳大利亚建造核动力潜艇，从而加强美国所领导的同盟在亚太的军事力量。有了美英协助建立核动力潜艇的机会，澳大利亚就单方面取消了与法国达成的价值几百亿美元的建造12艘常规动力潜艇的协议。美英澳三方在讨论这项合作时，不与法国做任何沟通。当法国政府得知这一信息后，谴责美国从其背后捅刀子，谴责澳大利亚背信弃义，并决定召回法国驻美和驻澳大使。虽然事后拜登向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歉意，使冲突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此事仍表明美国的同盟关系与冷战时期大为不同。

第一，美国军事同盟战略中夹杂的商业利益考虑增加，盟友对美国军事保障的信任下降。特朗普政府将美国的同盟关系视为镖局与客户的关系，要盟国为美国的军事保护付费。拜登政府试图恢复美国与盟友的传统关系，虽然建立AUKUS的首要动因是战略考虑，但其中夹杂商业利益考虑也是明显的。这虽与特朗普icon想将军事同盟商业化的思路不同，但同盟战略兼顾商业利益的做法却不同于冷战时单纯战略目的的同盟战略。随着美国的同盟战略更多地考虑经济收益，美国与盟友的利益冲突就必然增加。与此同时，美国盟友对美国军事保护决心的猜疑也会上升。现在，多数美国盟友并不面临着直接的战争危险，需要美国在关键时刻出手相救的心理也不紧迫。拜登政府从阿富汗的仓促撤军，已经使美国的盟友对美国军事能力和决心的怀疑上升，突然又发生破坏法澳潜艇交易的事件，这使美国的盟友们更加怀疑美国保护盟友的诚意。

第二，美国及其盟友都把意识形态当手段而非战略目标。冷战时期，美国将在全球拓展意识形态作为战略竞争目的，除少数同盟之外，绝大多数同盟都明确将向外推行西方政治制度作为目标。冷战后，美国全球化战略的两大目标之一就是在全球推行民主化(另一目标是推行市场化)。如今，美国的战略目标是防止失去世界主导地位，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同盟已经不再把推行西方政治制度作为战略目标，而只不过是将其作为维持同盟的一个手段。由于美国及其盟友都不再把推行共同价值观作为真实目的，因此结盟者都不排斥采取与意识形态对立国家进行战略合作的政策。拜登政府提出与中国该对抗的对抗、该竞争的竞争、该合作的合作。美国自己都不愿全面断绝与中国的合作，其盟友就更不会放弃在某些领域与中国合作的政策。盟国与共同遏制对象国进行合作，并公开互称对方为合作伙伴，如中法、中德和中韩，这在冷战时期是没有的。

第三，美国与盟友互无诚信，违背承诺见怪不怪。美英澳背着法国协商以三方核潜艇协议取代法澳常规潜艇协议，这不仅是美国不讲诚信，英澳两国也同样不讲诚信。澳大利亚不仅没有歉意，还对法国理直气壮地说，这是其维护国家利益的权利。随着民粹主义领导人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不履行国际承诺、言而无信的现象日渐成为一种新的国际潮流。特朗普是这个潮流的典型代表，但他并非个例。如今，大国及其盟友们越来越多地信奉说谎和造谣是重要的战略手段，不仅用谎言和谣言应对敌手，也用来对付盟友。冷战时期，大国的同盟都是公开宣布其所针对的战略竞争者的，而如今参与美国遏制中国战略的美国盟友们都否认参与的目的是遏制中国。QUAD和AUKUS明明是为遏制中国而成立的，但其成员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英国甚至美国自己都公开讲无意遏制中国。事实是，他们并非无意遏制中国，而是无意为盟国的安全承担任何责任。

第四，美国的核心盟国数量减少，二等盟国偏好战略对冲。冷战时期，美国同盟国中也有核心与非核心成员的区别，但这种区分主要取决于盟国的实力强弱。而如今，美国以追随紧密程度作为核心和非核心盟国的判断标准，于是只剩下英国、日本和澳大利亚三国，连加拿大是否属于核心盟国都是个问题。德国、法国、意大利仅属于传统盟国而非核心成员。由于美国的战略从全球向东亚收缩，因此远离东亚的盟国对于美国来讲其战略价值大幅下降。美国不再把这些盟国视为核心盟友，使越来越多的美国盟友产生二等盟友的感觉。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认为，美国根本没有将欧洲视为盟友，而是随心所欲的抛弃和利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认为，美英澳需要给欧盟一个合理的解释，美英澳对法国的举动让人无法接受。在核心圈之外的盟国自知难以从美国得到优惠政策，因此普遍在中美之间采取对冲战略。采取这种战略的结果是，美国更加不信任和不倚重他们。冷战时期，美苏的盟友中有采取不结盟战略的，但鲜有采取对冲战略的。不结盟是在超级大国对抗时不选边，而对冲则是在超级大国对抗时根据不同问题分别选两边。采取对冲战略的美国盟友不可避免地在某些问题上支持中国、反对美国，由此必然进一步增加他们与美国的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