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的时候，正值“文化大革命”晚期，满街都挂着“批林批孔”的标语，到处都在“评法批儒”，当时我并不理解其中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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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我上了大学，吭哧吭哧地读了几百本书之后，突然发现这事充满了诡异，为什么呢？

因为这事太不合乎逻辑了，在我年轻时候学的政治学教材里，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那即便有内部斗争，也是马克思思想原教旨主义和修正主义之间的斗争，怎么能和法家儒家扯到一起去？

为什么会出现了“批林批孔”这套奇怪的理论？

这让我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疑问，毛泽东对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位？

但是我越想搞明白，结果我却越糊涂，为什么呢？

比如1973年9月23日，毛泽东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说了这么一番话：

“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怎么能把自己比作秦始皇呢？

又比如按照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在1989年版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一书里的记载，1973年8月5日，毛泽东在和江青的一次谈话中，提到了自己写的两首诗，分别如下：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大王。

如果说这篇还能让人理解的话，下首则直接让人震撼：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贤。

为什么在毛泽东的眼里，很多共产党人居然是孔子的信徒呢？

这两首诗，其实都是针对郭沫若的《十批判书》而作，那这本书又是怎么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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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的时候，郭沫若对先秦的诸子百家，进行了一番评头论足，《十批判书》就是他思想的代表。

在这本书里，他认为孔子是值得肯定的，他的学说顺应了历史的变化，为建立一个更合理的政治秩序，提供了理论基础。

这个说法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是对“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社会对中华文明传统思想，试图彻底否定的纠偏努力。

建国后，这本书在1954年再版，1956年以后又多次刊印，本来也没有掀起什么波澜，但是到了1973年，为什么忽然会被毛泽东认为是“大毒草”呢？

因为此时毛泽东认为，党内存在着两种路线斗争，他代表商鞅和李斯那一派法家，而林彪则代表孔子和孟子那一派儒家，周恩来和邓小平明显倾向于孔子的主张，而郭沫若则是给他们提供了理论炮弹。

因此在1974年1月12日，王洪文、江青致函毛泽东，附上《林彪与孔孟之道》，建议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全党，以在全国掀起“批林批孔”运动。

毛泽东批示：“同意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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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1月18日，中共中央正式转发了《林彪与孔孟之道》，并发出了《通知》。

《通知》说：“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

1974年1月24日，江青组织驻京部队召开批林批孔大会，82岁的郭沫若被点名批评，随后又从批孔子发展成了批周公，开始影射周恩来，成为了“文革”后期政治斗争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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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毛泽东的思路普通人很难跟得上，按理来说，不管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毛泽东把自己比作法家，把他的对手都归成了孔子的信徒，这套说法不论怎么解释，其实都是严重的政治不正确。

因为道理很明显，商鞅李斯学说，同孔子孟子之间的理论争论，那都是儒家内部不同流派的斗争，可是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啊！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理论，八竿子都和他们搭不上关系，怎么能把自己和他们相提并论呢？

这个脑洞实在是开得太大了，远远超出了我的理解能力，成为了我心中的一个，长期难解的谜题。

很多年以后，随着我读的书越来越多，我才渐渐地明白，毛泽东说得一点都没有错，中国的近代史，根本就不是什么外来思想对中国的改造过程，而是中国人利用了外来学说，对传统儒家思想的又一次升级而已，它的根还是中国人自己的，为什么呢？

研究政治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被那些五花八门的理论，还有各种各样，让人眼花缭乱的口号给弄糊涂，无法拨开迷雾，去看清事物的本质。

其实研究政治，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那就是要搞清楚，当时的那些人，到底想要解决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如果我们回到上个世纪20年代，看看当时的局势，我们就会发现，这和西晋末年，五胡乱华，导致了儒家政治的第一次大崩盘，何其相似？

只不过当年来自草原游牧民族的冲击，变成了此时此刻，西欧列强还有后来的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延续，都受到了空前的挑战。

所以此时的中国人，也和当年南北朝时期一样，一度对中华文明的传统智慧，失去了信心，都想着从“胡学”中，去寻找解决方案。

如果说当时的中国人，是想用“西方”传来的佛教代替儒教，为中华民族找出路的话，那此时的中国人，满脑子也是邯郸学步。

一部分人想让中国，变成一个西方式的民主国家，而另一部分人，则想在纯正的马克思主义学说里找出路。

但其实这两种想法，最后都彻底失败了。

国民党政府，外表虽然套了一个民主政治的壳，但想要在一个民智未开的国家里，通过选票来结束军阀割据，对抗日本的侵略，纯属痴人说梦。

所以蒋介石表面上学美国，实际上却是在搞独裁，搞特务统治，不然的话，他就连一个虚假的统一都维持不住。

而共产党在遵义会议之前，对苏联领导下的共产国际，唯命是从，想依葫芦画瓢，完美地复刻苏联的成功之路，同样也是一败涂地。

因为两国之间国情的不同，相差了何止十万八千里。

而很多年之后，我们再看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之后，彻底掌握了中国革命的领导权，成功建立新中国的过程，你会惊讶地发现，他所有的手法，几乎和隋唐的建立过程，完全一模一样。

两者都是以“胡化”为名，以“中学”为本，最后完成了对儒学的进化，引领着整个中华民族，重新走向辉煌。

我在《中国人为什么会执着于大一统？》一文里面，已经详细地介绍了，从宇文泰创立的西魏开始，以及从西魏演化出来的隋唐，为什么最后能成功？

一个最关键的原因，就是宇文泰表面上打着“胡化”的旗号，强迫包括汉人在内的所有北方民族，一律取鲜卑名，搞府兵制，看起来像是倒行逆施，但在实用层面上，却彻底解决了整个北方地区的民族团结问题，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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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方面，他实际推行的所有的政治制度，却是标标准准的儒家政治，靠着这样的政治手法，他最终完成了中央集权，重回了中华文明的正轨，为他的后继者们，彻底统一中国，最终创立了大唐盛世，打牢了根基。

同样，毛泽东在执掌了中国革命的这条航船之后，他高举马克思主义大旗，也用“胡人”的理论，完成了对中国所有进步力量的整合。

但在实际的执政层面，毛泽东思想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充满了中国“特色”，不仅仅是对中国传统政治智慧的延续，而且还实现了又一次突破。

我在《毛泽东到底为中国做了什么？》一文中，已经详细地阐述过，中华文明的发展进步过程中，其实有三次重大的飞跃。

第一次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创性地创造了郡县制，让中华文明第一次有能力，调动自己的全部的力量，可以对周边的威胁，形成大人打小孩的局面。

这让中国从此在所有国家级别的竞争中，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第二次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让中华民族从此拥有了普世价值，形成了独特的内在凝聚力，超强的外在同化力。

这让中华文明，在整个人类的农业文明时期，变成了全世界仰望的灯塔。

第三次就是毛泽东对中国社会，进行的彻底革命，让政府对整个社会的动员能力，扎扎实实地落实在了，每一个最小的基层组织之上。

他用最短的时间，在中国还没有实现工业化时代之前，就让全体中国人，做好了适应工业化时代的准备，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打下了基础。

这个能力放眼当今整个世界，依然无人能及，这将是中国未来，能赢的关键。

所以毛泽东在晚年说，他自己就是法家的代言人，那一点都没有错，他的所有政治思想，其实就是法家政治逻辑的自然延续。

我在《儒学新说》的前面部分，已经详细地论证了，我们传统所说的“法家”和“儒家”，其实就是儒学的一体两面，缺一不可。

“法家”解决了政治制度的效率问题，但它的副作用太大，因此不能持久，需要用“儒家”来调和。

所以为什么秦朝二世而亡，而汉朝却能鼎盛400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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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因为汉朝实行了“外儒内法”，把两者完美地结合了起来。

而事实上今天的中国，也正在向这条路走去。

邓小平搞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与此同时，他又强调绝不放弃党的领导，绝不盲目地西化，这在本质上，其实同汉承秦制，但却又废除了秦政之苛，有异曲同工之妙。

所以为什么中国一搞改革开放，马上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苏联一搞改革开放，却立刻就彻底崩盘了呢？

道理就在这里。

当然，我应该用更多详细的事例，来论证我说法的正确，我本来已经这么做了，但反复斟酌之后，考虑到时机还不成熟，所以也只能点到为止。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这篇文章的更新，延迟了这么久的真实原因，因为我已经反复重写了十来次了。

毕竟我们今天的政治制度，还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虽然我们非要深究的话，一定会发现，“中国特色”才是实，“社会主义”只是名。

这就像当年宇文泰搞“胡化”政策一样，虽然“胡化”是名，回归“儒家”是真，但那也需要一个漫长的思想转变过程，直到隋文帝杨坚登基之时，才废除了这项政策。

等到大唐开创之后，儒家才能再次堂堂正正地，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心。重新变成了，当时已知世界的普世价值，引领着中华文明，彻底摆脱了南北朝和隋末的乱局，再次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所以放在今天，我们同样也需要时间，来完成这个转变。

不过我们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毕竟“胡化”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它正越来越成为一个历史包袱，越早丢下这个包袱，我们就越早能轻装向前，彻底解决当下最大也是最迫切的问题，信仰缺失。

一套“名实”不符的理论，是不可能带来真正的信仰的，而没有真正的信仰，也就不会有人会真正相信，这个国家会有美好的未来。

大唐就是在实现了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一致的前提下，才创造了辉煌的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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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早已证明，中华文明的每一次成功和登顶，都只能来源于对传统的创新和发扬，都不能离开我们的根。

就像我们反复强调的，儒家学说的本质，就是要把一个成功而完美家庭的道德模式，它的价值观，它的管理办法，推广到整个社会上去，让它成为所有人类这个大家庭里，共同兴旺发达的根基。

它是目前所有的政治学说中，唯一基于科学观察的成果，毕竟在人类所有已经发明出的组织模式中，没有什么比一个完美的家庭，更让人感到安全，感到温暖的地方了。

虽然在不同的时代，对完美的家庭有不同的定义，有些价值观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落后、狭隘，甚至阻碍整个社会的发展，但只要我们及时的调整，与时俱进，吐旧纳新，儒学就永远没有过时的那一天。

它就可以与日月同辉。

没有任何一种西方的政治学说可以与之匹敌，因为它们要么受科技、地理或时代的限制，只能在少数地区实施的，要么在根本上，就是基于谎言的。

关于这个论证过程，第一次读我文章的朋友，建议去看看我之前的著述：《为什么他们会上当？》

这也就是为什么整个人类世界里，只有中华民族穿越了时空的限制，是所有的古代民族中，唯一一个，能延续到今天的文明，其中真正的原因。

在这个崭新的时代即将到来之际，浴火重生的新儒家，它应该怎样地汲取过去的失败教训，不再重蹈旧日的覆辙呢？

它又应该提出一个，什么样全新的世界观，让它能横扫西方那些荒诞的政治学说，再次成为全世界所有种族，所有肤色的人，都会共同信仰的普世价值呢？

让我们在接下来的文章里，继续为你做详细的阐述，假如你和我有共同的想法，别忘了分享和转发，谢谢大家。